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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文化革新缺失
近几年来，人们在对大学问题的研究中，一般都将大学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制度问题。作者并不否认制度落后是大学问题产生的直接或主要原因，也赞成有些学者的“改革大学制度刻不容缓”的观点，但以为制度只是大学问题产生的表面原因，而深层原因则是文化问题，因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理性精神的缺失，是由于没有进行彻底的文化革新所致。
制度与文化
在制度和文化关系的问题上，笔者以为文化为因，制度为果；文化是基础，制度是在文化土壤中孕育并长大成熟的。文化作为社会各方面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整体上具有客观的特征；而制度由于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社会的权力结构，集聚了社会中的控制力量，对社会活动具有直接和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在整体上具有主观的特征。制度一方面表现了文化的趋向和品质，一方面又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具体到我国的大学文化，其对大学制度的影响则是复杂且深刻的。由于我国曾经经历过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因而封建文化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正式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活动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该运动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先驱者们借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对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其时弘扬的西方文化思想，主要是强调现代法治观念和人本观念的民主思想，和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弘扬科学理性的科学思想。而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入，对于解构封建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我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然而，相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在运动的深度上也远没有达到民智启蒙及文化革新的目标，亦即没有达到唤醒国人树立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自强精神、进而促进国家建立现代化宪政体制的目标。因为这个运动起步不久就被突然出现的民族矛盾中断了，以至于使“救亡代替了启蒙”。清末民初时期的思想家们所发起的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宗旨、文化革命、文化创造的争论，被抗战、内战以及谁应该成为国家领导者等时期性内容代替了。其时抗击日本侵略以及后来激烈的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活动，使文化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工具，而文化本身的问题则被基本忽略或置于次要地位了。这样的转换使文化从价值层次的革新活动降低到功用层次的运用活动，从意义探讨的活动蜕变为如何利用文化的工具性活动。文化也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关照人灵魂、引领社会文明的理性意识，变成混合了各种新旧内容的复杂化形态。
建国后的文化活动在精神主旨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亦即是延续了将文化视为权力工具的状态和趋势，只是活动内容和目标更加“一元化”了。也就是由原来的主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争取广泛的抗战和反蒋统一战线等内容，变成努力巩固新生的政权、持续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了。其时文化被明确地规定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样，在抗战和内战等特殊时期弘扬的“革命文化”，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转化为现代法治国家应该秉持的“宪政文化”，而是还在“革命”的意识中转圈子。
这种文化对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其一，是大学在经历了持续地整顿、改造后，其性质和宗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原本的社会文明灯塔、新文化创造者、培养“领袖群伦”等精英人才的专业学术机构性质，被改造成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工具；其原本相对独立的地位被全面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所覆盖，成为一个在国家行政序列中居于固定位置、必须坚定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准行政机构。其二，大学教师作为身份相对独立、思想相对自由的社会职业者，被指责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没有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依靠工农大众生活、具有历史原罪（剥削工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教育和改造，需要在向工农群众学习中提高思想觉悟，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大学体制具有复杂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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